上访顺利地反映社会问题。网络具有上访、信访无可比拟的力量。它可以让天价烟局长沦为阶下囚，可以为弱势者讨回公道、依法维护私权。网络问政恰好弥补了公众表达个人诉求、政府体察真实民情途径的缺失。
　　 不久前，网上传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开通个人微博的消息，当天的注册关注人数就近万人；温家宝总理在线与网民交流，引来了数万网民的跟帖和留言。这些足以说明大众对网络问政的重视程度，他们“真正感受到了‘话语权’的力量”。网友“八月红雪”说：“这样实实在在的网络民主，是对我们切身利益的关注，是值得推广的，这样的民主思想也才会逐渐的深入人心。”在广东建立的网络问政平台奥一网上，记者看到网民的问政范围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题，有关乎居高不下的房价、官员的财产申报、教育资源失衡等社会热点问题，也有垃圾分类回收管理、入职体检黑幕等民生小事。长期以来积聚在公众心中有求无助的情感得到宣泄，网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网络问政中去。
　　 对于政府及党政领导来说，网络问政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、树立亲民的良好形象。广东举办了3次“网友集中反映问题暨网上信访事项交办会”，承诺要在三个月内解决网民提出的20个问题；湖南、安徽将网络问政写进政府工作报告，体现执政者对民意的尊重；数个地方政府设立“网络发言人”，将信访转变为网络留言板形式；领导实名开博……问政者与被问政者各有所需，相互依存，共同推动了网络问政机制的成熟和发展。
　　
　　被问，想说接受不容易
　　
　　 政府通过网络集纳民意，网民以留言、博客、微博等方式参政议政，网络问政这种平等、互动的交流方式成为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抹新绿。然而，互联网的虚拟、匿名映射到现实生活中，则是官与民之间通过网络而问政的不信任。
　　 不信任之一，近4亿网民能否代表13亿劳苦大众？网民“再见油条”表达了质疑，“非网民该走什么渠道去上达民情？连电灯也不敢多用的民众们去哪里诉求？”网络问政的门槛将占中国人口主题的农民挡在了外面。而其中能上网且会上网者，都是新生代的年轻人，网络对他们来说还只是娱乐工具。网民认为“犀利哥”的形象颠覆了传统审美，但在来北京打工的小餐馆老板赵先生眼中，“他不就是个流浪汉么，那些人（网民）的心思可真难猜”。
　　 不信任之二，政府能否正确对待网民的诉求？网友以爆料的形式质疑政府的网络问政平台的可靠性。很多地方政府网站上的“市（县、区）长信箱”栏目形同虚设，好似政府大门口布满蛛网的举报信箱。官员信箱对网民答非所问的回复，诸如“你好，来信收到，我们将转交有关单位调查处理”的形式化答复比比皆是。一些地方的网络问政成了政府的形象工程，要么对网民反映的问题区别对待，只解决简单的问题，涉及政府形象和地位的问题一概忽略；要么弄虚作假，当作摆设给上级领导看。
　　 不信任之三，“网络暴民”能否强加民意给政府？“网络暴民”的出现是政府和网民之间形成信任的最大障碍。网民几乎都不在事发现场，信息的传递全靠口口相传，因而很容易受到误导和信息失真。周森锋当选“最年轻市长”，从一开始网民对其履历和政绩的质疑，发展成为后来的“人肉搜索”、网上网下的口诛笔伐。虽然其中存在官员选拔机制不够透明的问题，但还是可以看到，不了解真相的网友很容易产生盲从行为。对于政府来说，网民的非理性、不真实的问政行为会让政府产生反感、畏惧心理、甚至丧失对网络民意的信任，导致政府无作为。而这又会引发更大的“网络群体行为”。政府和网民之间的信任将陷入到恶性循环中。
　　 有一网友的留言道破真谛：“决定网络问政能走多远的，不在网络自身，而在网络之外。”
　　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，其在公众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必将扮演日益重